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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没有绕过他人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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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1 14:11:10 来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鲁舒天

2018年才过了一半,说它“年度华语最佳”的论调未免操之过急,那类捧着爆米花进影院、一共也没看过几部可称得上“电影”的华语片的观众,又焉知后来者不能居上?舆论对于《我不是药神》的过分褒奖,更多是基于对“娱乐至死”与“圈钱套路”主导下的国内影坛的惯常失望。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在它的点映票房已经轻松过亿、豆瓣评分升至9.0分的当下,评论这部诸多观众心中的国产神作,似乎不是一件易事。

  然而,2018年才过了一半,说它“年度华语最佳”的论调未免操之过急,那类捧着爆米花进影院、一共也没看过几部可称得上“电影”的华语片的观众,又焉知后来者不能居上?

  舆论对于《我不是药神》的过分褒奖,更多是基于对“娱乐至死”与“圈钱套路”主导下的国内影坛的惯常失望。

  这部由宁浩、徐峥监制、文牧野操刀拍摄的黑色喜剧,只是言之有物地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便足以成为大环境下的一股清流,非要形容这部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我的意见是:它的确可看作是一部现象级的华语电影,至少比《战狼2》更配得上60亿的票房。

  赚钱有理

  在《我不是药神》的宣传海报上,几位主角紧挨着坐在一起咧开嘴大笑,这个封面让我想起了画风近似的韩国电影《辩护人》,同样的表面幽默、底色苍凉。“满纸荒唐言”的背后,“一把辛酸泪”沉郁得令人不忍直视,生活已经如此艰难,笑容又从何而来?或许在这个世上,懂幽默的人也从来最懂忧伤。

  从形式上看,人们更容易将《我不是药神》同情节相近的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相提并论,故事均改编自催人泪下的真实事件,均与普罗大众难以负担的天价药相关,均涉及到了个人与体制、私权与公益的缠斗。

  但在我的观察中,《我不是药神》的思路实质上同《辩护人》更接近:主人公的道德起点最初都很低,都具备“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自由度,都能对他人近在咫尺的境遇选择性地视而不见。根据上述特质来总结,主人公就是那种彻头彻尾的普通人,是的,我用的形容词不是坏心肠的人,不是冷血动物,只是普通人。

  衡量一个地方人们的道德水准,不取决于“活雷锋”心血来潮式的凛然大义,而在于“普通人”的行事逻辑究竟如何。普通人原本是可以成为“大写的人”的,可惜在今天,普通人的形象与《我不是药神》里主角程勇的初始设定并无二致:自私、油腻、唯利是图。徐峥饰演的程勇,原本是卖印度神油的,后面做起仿制药的生意,目的也很明确:不当救世主,就是为了赚钱!既然钱就是命,那么只要大家还想要命,他就能稳赚不赔。

  之所以说这部电影直击了大众的痛点,恰是因为大众的道德指数基本是同程勇处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保持不动,便是李志歌词中那种“见死不救吃喝拉撒的动物”;往后退一步,立刻成了电影里见利忘义的反派;往前进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都进成了具备昭示作用的时代标杆。

  接下来的剧情,电影向观众展示的是普通人身上潜伏着的英雄主义与精英主义,这也是一个平凡个体向群体中的无数个体展示“可能性”的过程。这种可能性的含义便是:你赚钱的同时,能不能也帮助别人活命?

  活命无罪

  电影里的“活命”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生命权”范畴的,另一层则是“生存权”范畴的,都对具体的人威胁极大。前一个在明面上,后一个在暗地里,两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脆弱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一种威胁便向另一种威胁转化,使得“活命”成为彻底的小概率事件。

  《我不是药神》里想活命的人有很多,上一部能把这个“万恶年代遗留问题”拿到台面上说的国产电影恐怕还是张艺谋1994年的作品《活着》。《活着》和《我不是药神》一样,创作者原本可以拍得更振聋发聩一点,但是他们都克制了情绪的宣泄。除去审查的因素考量这份克制,答案或许在以下两点:一是出于对题材本身的自信;二是因为电影描述的对象都是“真苦”,不是“假苦”也不是“叫苦”,而真苦的人是从来说不出的。

  为什么说不出?因为说出来也没人听,所以就不说了。

  《我不是药神》的可贵之处就是它正面硬杠的都是那些令人司空见惯的、因存在已久而自然合理的不合理的逻辑,这些逻辑既不合理,也不合情,但是它很可能是合法的。既然现实是这样的现实,程勇们去走的路就只剩下两条——认命,或者违法。

  电影里吕受益这个人物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两个字概括就是认命。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吃不起4万一瓶的药,他想找对走私业务轻车熟路的程勇去印度代购仿制药,最后留下的那句话是“我呢,等药救命”。程勇如果不帮吕受益,后者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去求程勇了吗?没有,他说那句“等药救命”的时候是商量的语气,甚至略带笑容,像是在菜市场问商贩一根黄瓜多少钱。

  这个细节就很震撼了。

  为什么吕受益不去求程勇?因为他求了也没有用,求了程勇也可以不帮他。剧情还真就是这么演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程勇一开始还真不想帮他,无奈实在是缺钱,才想起了被自己扔在犄角旮旯里的吕受益的联系电话。程勇又不是病人,在他不缺钱的时候,他有理由不会在乎那串号码的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危若累卵的命,是一个注定会陷入巨大悲恸的家庭苦苦支撑的顶梁柱。

  而程勇在乎的东西,同样会毫无例外地遭遇他者的“不在乎”。比如父亲做手术的经费凑不出来,医生告诉他,我们这里就是这个价,你觉得哪里便宜,那就找他们做去。想在这儿做就赶紧凑钱,因为你父亲情况很危险。

  再后来,没药吃的吕受益病情恶化,程勇去医院看他,问他怎么搞成这样的时候,吕受益的回答同样震撼:“没有药了,就这样了呀。”就像雨落日出一样自然,没有抱怨、责怪、愤懑、恐惧、失望、惊惶,就只是这层逻辑——没有钱了,就没有药了,就没有命了。怀抱着这层逻辑,病友们“讨伐”天价药代理商的时候,吕受益只是坐在一边吃他的盒饭;程勇粗暴地把买药团队搞散伙的时候让他滚,吕受益很委屈地就走了,写在他脸上的情绪只有难过。

吕受益是病患们的代表,他们的状态就是都很认命。认命并不会令一切变得更好,但他们没有选择权,只能认命。归根结底是社会现实让他们认命的,他们如果像程勇一样不认命,就会马上跳出来另一波人让他们认清“法”。

  《我不是药神》里的社会有点冰冷,但这好像就是我们社会的常态,所有人都可以对他人的苦难熟视无睹,所有人也都会因为他人对自己苦难的熟视无睹而陷入困境。“自顾不暇”与“无暇他顾”成为了一组恶性循环的辩证逻辑,只剩下通行无碍的规则和潜规则负责“利己主义”的遮掩过市,一切看上去江流石转、井然有序。

  “我们只想活命”喊破了喉咙,也注定要遭遇“现实主义”的消音。“活命无罪”的面前是4万一瓶的正版药,买不起那就后果自负。“现实主义”没有正面回答“有错”还是“没错”这个充满道德感的选择题,即便答案是它早已承诺过的,即便答案无可争议、不言自明。它只是告诉这些想活命的人,你们不能买仿制药,因为仿制药是假药,是违法的。然后讨论的中心就从事关“生命权”的讨论置换成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类问题则从来是“现实主义”手到擒来的。

  国民电影

  有评论形容这部引发观众强烈共鸣的《我不是药神》,说它就是那种能够用“希望我们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来形容的作品。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用鞭挞现实逻辑的方式真正抵进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现实,它涉及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讳莫如深的。

  诚然,《我不是药神》在技术与艺术上离“完美成熟”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剧本对于“脸谱化”与“二元论”的处理还欠着火候,但它足以开辟国产电影前所未见的一个类型。在印度人拍了《摔跤吧,爸爸》,泰国人推出《天才枪手》之后,中国电影(行情600977,诊股)也终于拍出了属于自己的“国民电影”。

  在商业类型片的框架中处理那些尖锐复杂、积弊已久的社会题旨,将现实问题同流畅叙事有机结合,需要勇气,更需要技术。成功的例子在邻国电影人那里已经屡见不鲜,可在国内市场的一方天地,全面娱乐化的创作环境催生出的“现实主义”题材还都操持着架空现实的虚假作业。中国电影长期默认着此种尴尬,直到《我不是药神》实验性地迈出了这一步,使得那种聚焦国民问题、引发国民讨论、促进国民思考的国民电影以一种不由分说的姿态站到了注定要“先靠票房说话”的擂台上。实际上,这样的电影在国内早就应当以“类型片”本身存在,而非潜伏在某些类型片的细节中伺机而动。

  《我不是药神》此番单刀直入的对象,正是当下的中国社会极度缺失的“同理心”,因为缺失和遗忘了这种东西,人们愈发不能将心比心,愈发没工夫理解他人,愈发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公平、正义的内涵不断被“专业知识”赋能的价值观扭曲篡改,争名逐利者如同过江之鲫,朴素的道德感被摆在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理想主义则时刻存在被诟病和嘲弄的风险。在“关你什么事”和“关我什么事”的论调大行其道的背后,是一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分崩离析与无可救药。

  “管不管得了”是能力问题,但“看不看得到”则是道德问题,比“看不到”还令人齿冷的,则是将“看得到”以及“试图管”的行为污名化,逼得集体意识朝着袖手旁观式的狭隘靠拢看齐。《我不是药神》的确简化处理了制度与人性,但它却强化了电影之外现实社会濒危衰弱的道德框架,并指名道姓地点出了那些真实存在却长久以来被大众选择性忽视的病灶——在所有人都大谈特谈消费主义、成功学、创业、新中产乃至移民的时候,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难以缓解的物质匮乏以及牢不可破的阶层壁垒。

  曹警官调查案情时问程勇的那句话很关键——“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比“谁家还没个病人”更关键,因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因为比“见死不救”更罪孽深重的是对他人苦难与灾祸的“视而不见”。“见死不救”至少还承认了“见死”与“不救”,但“视而不见”却根本上切断了一切通往“真善美”的桥梁,下一步就是美化和讴歌苦难了。“见死不救”的人事后有几率陷入自责,但“视而不见”之辈则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放下别家的病人与灾祸,因为“与我何干”?所以,程勇是怎么认识这些病人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的存在这些人,真的还有那么多人因交不起天价医药费而只能等死,真的有那么多自以为跻身中产的家庭因一场大病便“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真实存在,即便他们可能没有力气走进电影院看一看这部为他们而拍的电影。反观电影中悬而未决的医疗体制、专利保护以及法律边界的问题,它们当然值得讨论,但在朴素的道德判断仍被主流舆论一笔带过之时,在涸辙之鲋们深不见底的困境面前,前述问题大概率会沦为具备时效性的“知识点”。

  电影里的程勇就很明白这一点,他能不假思索地区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与“损人利己”的不同,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他不想入地狱,也无意上天堂,他只想为人间出一份力,因为他就活在这,他的家人也活在这。周一围饰演的曹警官也明白这一点,他在道德原则与森严法律之间始终进行着权衡,直到面对局长说出那句“这案子真的办不了”。《我不是药神》里的正面人物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真正做到了“明辨是非”,指引着他们的是内心的守则,而非现世的法律。

  至于《我不是药神》到底是像印度电影,像《辩护人》,还是像《辛德勒的名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电影中的程勇在吕受益的病房外因听到后者疼得撕心裂肺的叫声而如坐针毡时,我们的国民电影也从这一刻开始立起来了。

责任编辑: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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