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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被双开 王国强逃美能否揭开官员外逃黑幕

2012年08月29日 17:58 来源: 华声在线 【字体:

  近日网上传言“辽宁凤城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2亿多元逃美”的消息,仍然扑朔迷离,官员只是语焉不详的给予了回应。

  2008年任丹东凤城市市委书记的王国强曾于2010年7月以赴美国参加女儿毕业典礼为由,办理了因私出国护照,2012年3月,王国强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办理了一年多次赴美签证,并于4月24日与妻子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从沈阳机场出境去美国。出境后与国内失去联系,至今未归。5月2日,丹东市媒体对王国强出境一事作了报道。

  5月28日,王国强涉嫌经济犯罪一案被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司法机关启动追逃程序,追查王国强其他问题。8月15日,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纪委决定给予王国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卷款2亿多元逃美!还稀罕一个党籍和公职吗?如果一个党籍和公职能值2亿多元,相信绝大部门厅局级官员都会选择外逃。为什么党的纪检监察部门,非要等到官员卷款外逃,才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启动所谓的司法程序?事前事后的考核监督公开为什么没有发挥丝毫作用?

  官员外逃是中国的常见现象,别看官员们在人前人后口口声声爱党爱国爱人民,实际上只是爱钱爱财爱自己!《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曾指出,从2000年至2011年底,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官员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然而学者们认为,滞留境外的外逃官员远不止这个数字,已经卷走的资金也远不止上述数字。

  中国究竟有多少贪官外逃?卷走了多少贪腐资产?官方并没有准确的向公众公开数据,但是从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大案要案来看,官员转移到境外的资金已经远远超过国人的想象力,大官小官都在纷纷向境外转移资金,他们拚命的在掏空中国的同时,也在残酷的对待自已的百姓。

  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曾引起不小的震动。报告中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 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尽管随后有机构指出该调研报告引用的有关外逃贪官、金额的数据有误,中纪委官员也认为“8000亿元”的金额“绝对不准确”,但绝对准确的数据有关部门偏偏不说。

  中国外逃贪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公开资料显示: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其中2005、2007、2009—2011年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2010年1月8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通报消息:近30年4000官员外逃,人均卷走1亿。

  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认为,他们手头也有很多个数据版本,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数据,外逃贪官卷走的资金规模估计达到万亿元。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超过了1.5万亿元人民币。

  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研究显示,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上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按照人均1亿元来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个县级书记就能卷走几亿元,说明中国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李成言还指出,如果不分行业特征的话,“裸官”群体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今年2月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对此认同的人数均超过半数,分别为53.3%、53.4%、51.7%。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表示,外逃的政府官员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59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57岁等等。“政府官员往往在临退位时外逃。只有达到一定级别后,才有可能积聚巨额的不法资财。在位时,可以用权力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但一旦退位,害怕被追查,所以在临退位时一走了之。”

  上述各种数据打架固然有统计标准、统计口径设置不同等因素,导致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但从以往披露的情况分析,外逃贪官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有关部门要么就是没有掌握真实的数据要么就是不愿意把真相告诉人民。

  上述各种数据都是金融危机之前的说法,这几年,随着国家4万亿的投资以及各级政府包括银行信贷追加的20万亿投资,养肥的贪官以及卷走的钱财无疑将远远超过上述数据。有分析认为,中国官员腐败的成本占GDP总量的15%左右,如此惊人的数字,即大量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大多进了官员以及代理人的口袋。

  今年陆续被拉下马的几位重量级高官,在位期间究竟敛财多少?他们在海外私藏着多少钱财?有关部门敢向国人公开吗?几年前,海外媒体曾报道一公子哥在澳洲购一豪宅花了2.5亿澳元,消息传出来震惊全澳,因为在澳洲250万澳元就可购一座很好的住宅(house),2500万澳元即是豪宅了,2.5亿澳元的天价豪宅绝非一般人可以拥有。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的书中透露:“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8年以来,人民法院审判贪污贿赂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案件约占80%,而外逃贪官平均涉案金额近5000万美元。”

  官员外逃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并且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外逃官员与移居海外的配偶和子女里应外合,将贪污受贿的大量资产转移国外,一旦势头不对就抽身外逃,已成为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涉及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要遏制官员外逃的趋势,关键还在于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把权力关进笼子,不仅接受人民和舆论的监督,更要接受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当务之急是公开所有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及其来源,完善和健全官员外逃预警机制。(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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