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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困局幕后

2012年06月28日 13:58 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 【字体:

  5 月初,郑伟等16人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移送北京海淀区法院,该案涉及肾脏51枚、赃款1000多万元,被认为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一起有组织贩卖人体器官案。

  从租用场地,招引、供养卖肾者,到联络买家,谈判价格,体检配型,雇佣医生,摘取器官,直至摆平医院,完成手术,分割赃款,中间节点全部专人负责、对接顺畅,体现出了严密的组织性及职业化特征。

  5月底,杭州某区,一处简陋的肾源供养基地,被卧底的拍客曝光于网络。这些已驻扎多日并陆续完成体检的年轻人,旋即被警方调查遣散,不久后,该贩肾团伙组织者,被逮捕归案。

  与郑伟案类似,杭州案供体,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在30岁以下,文化水平偏低,多无固定工作,收入较少,医学知识匮乏,为得到3.5万元回报,他们已下定决心,卖出自己的一枚肾脏。

  两案前后相继,引起公众热议。

  贩肾链条

  巨大的供体缺口,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器官掮客,他们通过腐化部分医院和医生,打通各个中间关节,获利丰厚。

  郑伟案具有代表性。

  据海淀区检察院介绍,安徽淮北人郑伟和他的贩肾同伙,从2007年底即已开始从事肾脏中介的营生。

  郑伟的器官生意,从时间顺序看,可大致分为三段。

  在前期,郑密切接触患者,四处招揽肾源,每成功撮合成一台手术,他便可拿到5000~10000元好处费。截至2008年3月,经由郑的介绍,在某医院总计近40台换肾手术完成后,郑获利30多万元。

  2010年3~9月,郑着手组建团队,筹划换肾一条龙服务。通过拉拢当地外科医生,在6个月时间内,郑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火花乡卫生院,先后从供体身上摘走贩卖肾脏20多颗。

  可观的收益,看似轻松无险的经营,壮大了郑伟的胆量,在一次运肾进京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后,他决定将摘肾地点落在北京。

  2010年9月,郑伟在海淀区颐和山庄,以每月7500元的价格,租下一栋4层别墅,并投资数十万元购买了医疗器械,成立了一个不带抢救室的摘肾黑医院。卖肾者免费吃住在附近的一个“据点”,临摘肾前几天转移到这里,直到被取走肾脏,周期或可长至一两个月。

  至2010年12月案发,郑伟团伙在这里共计取肾30多枚。新鲜肾脏运往北京某三甲医院后,很快完成移植手术,前期与受体家属谈好的价格,同时兑现。在这一过程中,该院负责审查供体资质的伦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据本刊记者了解,郑伟团伙定点在这家三甲医院,每单最终到手20万元左右,而肾脏供体得到2-3万元不等。

  在该器官买卖组织中,来自正规医院的医护人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或者事后坚称被郑伟蒙骗,或者干脆承认只为拿到每单三五千元红包 。记者得悉,在郑伟案中,负责摘肾手术的两名医生,一为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赵健,一为徐州市铜山县第二人民医院业务副院长杨国忠。负责协调完成器官移植手术,是北京某三甲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某。

  查阅对比同类案件细节可知,摘肾地点多为小医院,操刀者也未必是该专业医生,但最后的移植手术,是在具备资质的大医院。

  涉案医生叶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他此前便和器官中介郑伟相识,也曾要求郑等人通过合法渠道寻找肾源,在开始时,郑确曾提供过相关证明材料,但之后就不再提供了。

  “后来我发现,郑伟提供的肾脏来自活体,知道这是违规操作,但我是一名医生,出于治病救人的考虑,就做了移植手术,也没有考虑肾脏的来源。”叶某自辩时说。

  对叶的说法,卫生部器官移植委员会伦理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表示无法理解,因为在她看来,器官是否有问题,从材料上,一望便知。

  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一些游离在国家卫生部监管体系之外的医疗机构,需引起警惕和反思。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著名肝脏移植专家朱继业对记者表示,器官移植技术,是临床上的高精尖技术,它代表着一家医院乃至一个省区市的医疗水平,一家基层医院,如果成功完成了器官移植,在当地是非常骄傲的事,当时电视台报纸往往会大力宣传,而卫生部门对这些小医院,疏于管理,问题不少。

  朱继业提及,一些县市级医院实际上并不具备器官移植的资质,但常常会偷偷地约请一位大夫到当地去做肝肾移植,这类事情,多数是民不举官不究的。

  另外,根据器官移植条例,具备资质的医院,在手术前,其伦理委员会应做详尽调查,但在某些医院,这一审查已流于形式,器官掮客们趁机利用虚假材料,通过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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