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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黑幕:残留假药违禁药禽畜登上餐桌

2012年05月09日 14:48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字体:

  [ 山东迅达康兽药有限公司营销总监于阿芳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兽药市场假药很多,根源还是追求短期、个体利益,更有甚者为了规避国家政策和税收,有的兽药厂连正规手续都没有办理,“假兽药对社会危害主要体现在残留和耐药性两方面,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伤害极大。” ]

  今年2月的一天,农历春节刚过,喜庆的气氛还未散去,扬州江都养殖户老张早晨起来去看自己养的鹅,却震惊地发现,一夜之间,5000只鹅全死了,一只都没有剩下。

  这让老张两口子欲哭无泪,他们立即想到了前一天给鹅喂的药。老张试图去要求药店和兽药厂赔偿损失,但法律取证的种种困难,远远超出了一个老农的能力范围。

  老张养鹅,是假兽药带来损失的一个极端个案。但另一方面,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也许是幸运的——如果这些鹅没死,它们身上残留的假药,下一步就流向市场、登上餐桌,进而进入人的身体。

  据《人民日报》2008年12月报道,仅仅在2008年,中国兽药市场年销售额便已超过200亿元,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涉及1454家兽药企业,生产近2000个品种的兽药。而这些兽药,也用于家禽、牲畜从出生到屠宰场的各个环节。

  这也意味着,在禽肉产品中,兽药才是食品安全的真正源头。而公众熟知的“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等)仅仅是这上千种兽药中的一种,瘦肉精之外,每天都会有各种兽药被使用。

  尽管无法精确统计目前市场假兽药的总规模,但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历时两个多月的调查,以及与兽药行业专业人士在多地区走访养殖场、零售店所见,目前国内假兽药销售渠道分布之广泛细密,使用之普遍,监管之困难,现状皆令人担忧。

  假兽药进入禽畜身体,又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和残留?走上餐桌的这些禽畜,进入人体后又会有什么影响?

  销售乱象:戏剧性的一幕

  盐城郊区的大南庄是远近闻名的孵化基地,每年春天,上百万只鸭苗鹅苗从这里上车,流向全国各地的养殖场。由于养殖规模巨大,这里也成为兽药比较集中的地方,小鸭小鹅用药尤其多见。

  2012年3月初,本报记者与“禽流感举报第一人”乔松举一起来到这里。乔松举本是江苏高邮的养殖户,多年来使用兽药、研究兽药,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多次与问题药厂打官司胜诉,因在兽药打假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曾经协助国家农业部,在全国多个地区参与兽药打假。

  在大南庄村中间的街道上有多家兽药店。本报记者与乔松举先后进入其中三家店面,并有针对性地买了总共十几种药,在付钱之后,所有的药品,药店均不开具任何发票或者收据。

  “我们不好开的,药厂卖给我们,也是什么都不开。”店老板说。

  在一个小村落,陌生人这样的购买很容易引起注意,买完药之后,本报记者和乔松举便迅速撤离。乔松举告诉本报记者,方才在药店里目测,至少有20%的药都是假的。

  根据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规定,“以非兽药冒充兽药或者以他种兽药冒充此种兽药的”和“兽药所含成分的种类、名称与兽药国家标准不符合的”,皆是假药。同时规定,所标明的适应证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 “按照假兽药处理。”

  本报记者所调查的假药,即包含上述几种情况。对于一些药品,不仅包括“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兽药,此外,因为药品扩大宣传,有的养殖户按照夸大宣传的用药剂量去使用,有时根本起不到效果,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走出药店不到10分钟,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乔松举接到一个电话。

  “乔总吗?我是***,你在盐城?”

  “是的。你怎么知道?”

  “在大南庄吧?”

  “是的。你也在?你看见我了?”乔松举惊讶地问道。

  其实打电话的人远在南京,是一个兽药经销商,与乔松举认识多年。原来,大南庄的兽药店已经打电话给他。他猜到了几分,于是立即打来电话。

  不由分说,该经销商从南京连续驱车数小时,来到大南庄。一番说情之后,提出希望乔松举归还那十几种药品。本报记者将该药品拍照取证后,乔碍于面子,将该药归还了回去。

  接下来的闲聊中,该经销商和几位店老板诉说了一些“苦衷”。

  “药确实是有问题。但是这事得靠政府管啊,他们管住药厂不就没了?再说大家都在卖,我们不卖别人也照卖,可是日子还得过啊。”一位店老板坦率承认那十几种药都是假药,然后说,“老百姓不喜欢买真的,只喜欢买"假的",假的便宜啊,一般人又搞不懂真假。”

  上述店老板介绍,当地兽药店从接触到的大部分药厂进货时,药厂几乎从来不给开具发票和收据,连钱都不是直接打给药厂,都是由物流代收。药店卖药给顾客,也拒绝开具收据或者发票。

  这样,一旦下游的养殖户出事,便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买药的渠道,这给兽药店、兽药厂形成了“防火墙”。对假兽药生产企业来说,这道防火墙是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本文开头提及的老张,维权时会首先遇到这道关。

  次日,本报记者与乔松举来到盐城市区,准备继续购买一些假药留作证据。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连续去了六七家药店,均发现里面的药架一半都是空的,而且全是正规药品,找不到假药。跟店老板攀谈时,店老板非常警惕,反复问本报记者的身份。于是本报记者意识到,行动已经暴露了。

  事后,一经销商告诉本报记者,药店销售体系“圈子”其实很小,网络非常灵通,有任何消息都会相互告知,以防备“意外情况”。后来在扬州的一次暗访中,本报记者再一次体验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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