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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市长李子彬:深圳可尝试的改革还有很多

2010年08月26日 02:58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字体:

  孙书博

  他在深圳市提出第二次创业的开局之年,接过深圳市市长的“接力棒”。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他将担任深圳市市长作为人生中两大幸事之一——另一件是他从农村考入清华大学。这就是深圳市前市长李子彬。

  在接受采访时,李子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敢做”,国家没有政策就到中央争取,其他地区没有先例,深圳敢开全国改革的先河。

  对于自己在深圳执政期间所作工作中,李子彬最引以为豪的,则是在深圳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由他主导的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最终形成产业结构构架。而这也是目前深圳IT、生物技术最具代表性产业的雏形。

  这位亲历深圳从快速发展,到实现腾飞的领导者,曾带领深圳创造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32%的业绩。在他看来,深圳的辉煌不仅仅是在过去的30年,未来的30年,深圳仍然是我国体制改革的“特区”,也将会缔造出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深圳担任市长时,深圳主要面临的困难与机遇分别是什么?

  李子彬:1991年到1994年在化工部担任副部长, 1994年11月5日,正式调任深圳市政府担任副市长。

  1994年左右,深圳经过15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其中包括社会治安和各类经济问题。

  从经济上看,当时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开始有所下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投资比重只占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总投资的百分之十几,已经出现后劲乏力的迹象。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加工贸易,这种缺乏知识产权的产业规模很小。所以,那时候深圳的经济结构层次还比较低,类似于现在的东莞,而在企业的规模上要比目前东莞的还要小。经济发展结构上出现了问题,结构的调整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

  深圳历史上没有工业,只有个小拖拉机厂,只能发展加工贸易,也是深圳的原始积累,但这种结构层次太低,税收特别低,只收点管理费与加工费。发展要经过这个阶段,要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

  此外,深圳房地产和股市低迷。以房地产来说,当时积压很多,初步估算积压了900万平方米。

  深圳的证券业也非常萧条。1992年8月10日发生股票风波后,基数一直下降3年,上海与深圳两地交易所交易量一天不超过4亿元。

  股票没有市盈率,当时深圳股价叫综合指数,现在叫成份指数。综合指数旺的时候是500多点,在我调往深圳的时候,综合指数是100多点。这对当时深圳的金融业影响很大。

  日报:当时政府如何解决这些困境?

  李子彬:第一,加强治安管理。第二,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深圳的高级技术产品。

  重点发展12类高新技术产业,包括IT行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材料、海洋工程与太空工程等。15年过去了,现在IT起到引领作用,而且仍然在持续。而20年之后,生物技术会与IT并驾齐驱。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深圳的经济结构,在高新技术产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的道路实现现代化,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此外,大力整顿机关作风。从1994年11月到1995年2月按照机关工作人员考核标准,深圳市政府开除了24个不合格人员,100多人到市委党校学习三个月。第一年把60%的副处长换岗,第二年全部换岗。这有利于政府提高效率,也利于个人成长。

  日报:在你担任深圳市副市长期间,正经历着深圳二次创业开局之际。你认为深圳二次创业的经验,以及对其他城市的借鉴作用在哪里?

  李子彬:深圳的二次创业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创造和提供了更加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其中包括正确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提高、发展传统产业的关系;正确处理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

  在深圳的二次创业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有企业的体制和经营机制有了重大转变。特别是城市交通、供水、环保、港口、机场建设等,显著加强。

  在产业结构方面有了重大调整和升级优化,综合经济实力和国内外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从1994年到1999年,深圳GDP增长了2.8倍,财政收入增长了2.8倍。到1999年末,深圳GDP达到1436亿元,跃升至全国大城市第六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184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列第三位。

  外贸进出口增额504亿美元,其中出口282亿美元,均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列全国各大城市之首;高新技术产品产值81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5%,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比重达到46.8%。

  自1995年后,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都在25亿美元以上,且美、日、欧外资所占比例逐年增加,投资领域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65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落户深圳。

  日报:有人认为,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深圳作为特区的作用有所衰弱,你认为深圳的历史作用结束了吗?

  李子彬:从目前来看,深圳改革的突破点不够鲜明。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特区的使命未来30年内仍然不会结束。成立经济特区,赋予深圳改革先行的角色,对外开放窗口的意义,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起到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在这些方面深圳仍然有标杆的效果。

  建议深圳继续发挥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探索扩大对外开放的新亮点。

  在深港合作方面抓住合作给深圳带来的新机遇。深圳首先应当加强深港之间城市基础设施的衔接,加强现代金融业、先进制造业的合作,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世界级的深港金融圈。

  下一步大力提升深圳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吸引更多的跨国集团总部落户深圳,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高级人才、管理人才到深圳安居、创业。

  日报:深圳主要的竞争力体现在哪一方面?

  李子彬:前30年,深圳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保持着深化改革开放的创新和努力,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创造了世界城市现代化、工业化的奇迹,是邓小平理论的生动体现。深圳的发展不仅迅速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也推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

  日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深圳时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你如何看待这个对深圳经济体制改革之外的另一种期许?

  李子彬: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更大,所以需要一个城市做试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阻力、风险很大。从目前来看,深圳可以尝试的改革还有很多。

  首先,探索科学发展的新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城市的科学发展标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多差距。具体表现在,各地官员只关注GDP,而税收、教育、医疗卫生问题、经济适用房、社保问题、环境问题等都被推到第二位。深圳的科学发展,不仅发展速度,还注重以人为本,社会和谐。

  此外,在加快提升国内第三大金融中心地位,巩固深圳经济中心地位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2000年左右,深圳已经基本建成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此后一直在完善这一体系,并且在金融产品上不断创新。实现香港与深圳金融业的对接,深港联手打造一个深港金融圈,对于打造全国第三大金融中心将起到巨大的作用,并且这一金融圈在世界范围也将逐渐发挥作用。

  第二,深化改革,改革管理干部制度。干部体制改革、扩大党内民主问题、市场公平问题,都是政治范畴,政治范畴就是政治制度改革。

  第三,对外扩大开放的切入点,加强深港高级技术合作。

  深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到探路作用,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探索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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