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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困穷宁有此?

2008年10月07日 00:00 来源: 南方周末 【字体:


  我本人生得晚,学步已是“文革”了,对“反右”很隔膜,昨晚躺床上,抄起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其中所记的几件事,倒也让我对1958年的那一场运动,略生了点浮想。

  后我而生的读者,也许会混淆“干校”与“党校”。其实两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干校”是“文革”后期的产物,虽不是劳改营,但也是为“改造”而设。办干校的目的,是想让城里的知识分子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去其“骄/娇”之气,故可谓反右的余波。杨绛先生既是这些“绝代双jiao”的一员,也就被迫和同事们一道(其中有她的丈夫、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去了设于河南罗山的干校。每天的工作,用元曲的话说,“无非是灌园掘井,拽耙扶锄”。

  虽曰“接受再教育”,但贫下中农并不怎么教他们。学员有自己的农场,生活与工作,与贫下中农们相隔绝。老乡们生活苦,就常来偷他们的菜或庄稼。杨先生对此很不满,在“凿井记劳”一篇的结尾,她当年的怨气终于爆发了: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于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之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在“双jiao”地位恢复了数年之后,回忆起当年,却这样夹枪使棒,可知当年的怨忿之深。

  我试着理解这里的情绪,但终不得解。当时的贫下中农,是被树为第二种姓的(居第一的是工人阶级,末尾是知识分子,即“老九”),他们倒是也怡然受之,宛如杨先生所译《堂吉诃德》中的桑丘.潘沙,公爵戏弄他,他当了真,做起了威福,以为自己还真是那海岛的总督。但实在地讲,贫下中农的生活,与“老九”还是有天壤之别。记得杨先生书里讲,她当年的月工资有100元左右(或者更多),而贫下中农劳动一天的收入,则不过两三毛钱而已。杨先生书里还写了当地一个小姑娘,时来干校的地里拣菜帮子,回家熬了吃,说“可好吃哩”。杨先生说她“不知‘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这我倒能讲得上来。我的朋友M兄有一段忆当年的文字,说“忆余少时,百物维艰。纵一粥之微,亦须杂以菜饵。物力稍雄之家,可放粗盐数粒。余家贫,无力办此,今日思来,犹觉口臭”。那“菜帮子面糊”,就该是这个了。既然“可好吃哩”,那小姑娘家一定是颇有几文大钱,因此买得起粗盐。

  不同地位的人,彼此间就是这样隔膜,连口味都没有同嗜,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所以我有时候想,当时的“再教育”计划,也难说没有情由。据读过一些记载反右运动的书籍的朋友对我讲,反右之前,其主人公们的生活真是如神仙。我对此说不清神仙到了什么份上。但某大知识分子想以颐和园为终老之地,不得所愿,就“牢骚太盛”、赌气要还乡的事,我还是耳熟能详的。以此推彼,则神仙们的生活,也就约略可知了。而当时的乡下,一碗加粗盐的菜粥,已非“物力稍雄”的家庭莫办!这是那个冬天非要吃嫩黄瓜、不得所愿就暴打“仆人”的大知识分子绝想不到的,也拒绝去想的。

  有知识者与无知识者的区别,是前者受了苦会抱怨,会诉苦,后者却讷讷不能言。故有知识的人,道义上有为后者代言的义务。即使品格之劣如阿Q,鲁迅尚“哀其不幸”,以为他的顽劣,是愚昧所致的。干校的学员一时落难,遭了“桑丘总督”的压迫,也只如“神仙逢小劫”而已,宛如公爵派去服侍“桑丘总督”的私仆,被这个乡下佬训斥一番,也难免有牢骚,一时想不开。奈何恢复了仙位后,仍这样忿忿于尘埃中人呢?

  读罢杨先生的书,突然想起杜甫的一首诗,略有点知识的人,怕是都读过的。那就是《再呈吴郎》。诗作于杜甫落难于四川、屋顶上的茅草被顽童们抢走的前后。起因是一个无食无儿的老妇人,常去杜甫的一个远房外甥“吴郎”的院子里打枣充饥。吴郎的阶级意识太甚,就给院子圈了篱笆。杜甫觉得这太过,老人家活得那么苦,打你几个枣怎么了?就写诗劝吴郎说: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杜甫作为“地主阶级”一员,自己贫不聊生时,对穷人犹怀有仁慈。今人不知此,何以为容?(作者:缪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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