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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怒汉故事新编

2007年12月22日 01:40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文/卫西谛

  三次连任俄罗斯电影协会主席的米哈尔科夫上一部作品是爱情史诗巨片《西伯利亚理发师》,距离现在已有九年之久。所以他一推出新作《12》,立即引来俄罗斯乃至世界影坛的诸多关注。而对影迷来说更感兴趣的可能是,这部影片是如何翻拍西德尼·吕美特的经典之作《十二怒汉》(12 Angry Men)。所有看过这部三十年前(1957年)的黑白片的人,都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桩不良少年弑父的案件,人证物证确凿,十二个陪审员有十一人不假思索地投了有罪的票,只有一人反对,通过各种合理质疑,不断有人被说服,最终形势逆转。全片除了首尾只有一个场景,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通篇只有十二个男人不停地辩论。这是一部几乎没有翻拍空间的电影,越是简单的结构越难进行改编。从剧作角度看,《十二怒汉》是某种极致。米哈尔科夫并不想从“电影”的层面对这部经典进行更新,或者说实验(像格斯·范·桑特翻拍希区柯克的《惊魂记》那样);他几乎没有改动原版剧情推进的步调,而是在同一个故事里面置入了复杂的俄罗斯现况。对俄罗斯现况的表达显然是米哈尔科夫真正意图,而旧的《十二怒汉》的结构仅是借用的外壳。

  如果从直觉上来比较新旧两个版本的《十二怒汉》:吕美特的旧作更像是钢制器具,外观简洁冰冷,每一个构件的咬合都十分精密;米哈尔科夫的新版则接近于木质器具,精致、温暖,线条柔缓。也可以说原版更接近于一个“案件”;而新版则是一个“故事”——而且是一个“故事集”。在原版中的核心人物是亨利·方达主演的8号陪审员,全片由他主导别人思考。陪审员是通过一定程序从平常百姓中抽选出来,而普通人必然都有自身的性格弱点,这其中包括了偏见。偏见往往可以遮蔽人应有的正确思考,偏见的来源则是每个人的过去。亨利·方达在原版中是唯一没有偏见的人,他也是所有陪审员里唯一没有过去的人(只有一个建筑师身份)。换而言之,他更像是一个符号化的正义化身,代表着完美的人格。但是在米哈尔科夫的新版里,没有人是真正的“主角”,所有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只是戏份多少的区别)。而这些故事甚至是游离在案件之外,全部是关于人性。对于人性的思考代替了原版中的逻辑推理,所以原版中证词里的老人与女子的情节虽然还在,但被大大弱化了;被强化、放大的是每位陪审员的内心世界(12位演员的表演和原版一样精彩)。

  米哈尔科夫利用每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做反射镜,照出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的各种创痛:车臣战争、高加索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城市生存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等,都在这些陪审员的独白中道出。在吕美特的原版中,案件是一个波多黎各裔少年被控杀死了亲生父亲,陪审员讨论过程中,成年人对少数族裔不良少年的歧视与偏见是强烈而简单的。但是米哈尔科夫把故事转化为“一个车臣少年杀死俄罗斯军官继父”,这个其中的象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影片中表现出的歧视与偏见比原版复杂许多:有成年人对少年的、有俄罗斯人对少数族裔的、有都市人对偏远地区的、有富人对穷人的。这种歧视与偏见的背后其实正是对现状的不满与恐惧。所以俄罗斯的“十二怒汉”较之美国的“十二怒汉”,面对的不仅仅是法律的正义、人民的责任这样抽象的问题;而是对他们自身的生活与生命的一次清查、对国家与民族的一次反思。人道主义者米哈尔科夫,再次在他的新片中认为人性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武器,而法律的公正性却很少被提及。所以两个版本核心区别是:在原版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人性是法律的基石;在新版中,法律不再是重点,人性被置于法律之上。

  在创作手法上,米哈尔科夫把原版紧凑的快节奏特地放慢,插入了许多关于车臣战争的闪回。这些场景可能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对创痛记忆的一次提示和警醒,但对于影片没有任何实质影响,即便全部剪去也不会影响剧情。为了符合这部电影的舒缓节奏,米哈尔科夫将会议室放在一个室内体育场中,原版里面狭逼闷热的空间制造出来的紧张、焦虑被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大段的回忆与述说。这些回忆与述说里面充满了俄罗斯式的温情和米哈尔科夫的人道观,包括了自我救赎、社会对个体的善意、人与人的理解以及对死亡的敬意。在这个封闭的室内体育场中,始终有一只小鸟在“旁观”,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之后,这只鸟落在一个小小的圣像(护身符)旁边:它既象征着被囚禁的孩子;也似乎象征是上帝的目光。如果谈论这部《新十二怒汉》的艺术性,它并无新意与过人之处,就像导演赋予的这只小鸟的寓意,有些过时、且有些滥情。这部影片或许能够打动正身处复杂境遇的悲情俄罗斯人(比如有报道说普京总统看罢热泪盈眶),但对于更多的观众来说它可能更像是一部关于人性的新编故事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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