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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场:星火燎原三十年

2007年09月30日 14:05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字体:


  曹俊杰

  “艺术能赚大钱?”三十年前,若有人这么想,一定引来周围人的嗤之以鼻。作为传统修身养性的载体,艺术创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获得额外的关照。不过,一切内在的演变却在悄然进行着:艺术氛围的改变,艺术家观念的转变,购藏者审美的延伸,国外转移资本的青睐……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新兴艺术市场逐渐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1979:艺术市场的“星星之火”

  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新职业:北京人管它叫“提楼”。这是一些广州的商人,他们最先看到香港同胞收藏古董、书画的繁荣景象,于是从广州赶到北京、江浙一带及湖南等地搜索古董,再转卖给港台商人。

  虽然经过十年“文革”,艺术市场百废待兴。但有幸的是,农村的古董资源依然丰富得超出想象。祖传的、出土的,甚至一些家庭里日常使用的茶壶和椅子,都是有些岁月的。一些城里古董店重新开张,腿脚麻利的小贩,从农村孜孜不倦地运送着资源到城里的古董店,古董店的老板又把它卖给“提搂”,“提搂”又将这些东西卖给港澳台的商人,商人又卖给藏家,或送往拍卖,如此周而复始。1980年,香港举办了一次书画艺术拍卖会,大量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的作品出现,一幅差不多只值3万港元左右。

  而内地年轻的艺术家们,则开始集体进入整个理想而亢奋的“80年代”。“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三大美院恢复招生,第一届学生中,包括罗中立、张晓刚、何多苓、周春芽等人,如今他们已成为中国油画艺术的中坚力量。而栗宪庭,当时刚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并进入《美术》杂志任编辑。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与栗宪庭、高名潞等人不遗余力地推介息息相关。此时,也有越来越多境外艺术市场的消息传到境内:纽约许多现代艺术家“一夜成名”,日本人把凡·高的画炒到天价……这些都让“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艺术家看到了未来的“星星之火”。

  1985~1989:蕴藏的市场潜力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中国画运动之后,由于水墨画对介入现实出现了明显的滞后与保守,原先占据艺术市场主体地位的水墨画,逐渐走向滑坡。与此同时,作为舶来品的油画,逐渐成为新的艺术审美替代物。

  但当时的绘画仍然廉价,很多画家为展览所绘画的作品,最后都丢弃在展览方。罗中立80年代的名作《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时,获得了200元的稿费,都让画家喜出望外。

  直到1989年,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宋伟的个体户,他资助的现代艺术展开启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品的好时光。那天下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现代艺术展”的画家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栗宪庭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十元,一千块钱一沓,共十沓。

  王广义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晚上,王广义一行十多个人,去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两百多块钱。当天,一个叫宋伟的个体户,展览结束后买下王广义、丁方、张培力等人的作品,王广义把一张当代伟人的画卖给了他,得到了一万块。对当时这些潦倒的“转型艺术家”们来说,一万元价值可想而知。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到了今天,那段时期的艺术品仍是外国藏家争先购买的对象,但是大部分作品如今却不知下落。

  1993年:艺术拍卖时代来临

  1993年之前,要想买好的艺术品或文物,藏家除了携带犀利的目光去古玩市场淘宝外,也就只有广交会和综合性拍场偶尔能觅得良品。一个叫祝君波的上海人,改变了艺术商人和藏家长期混迹各类杂乱古玩市场的格局。1993年6月20日,在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国内举行了艺术品市场的第一个专场拍卖会。这是老牌古玩商店朵云轩和它的总经理祝君波推出的产物。一切显得杂乱:著名的书画大师谢稚柳上台举拍卖槌,看热闹的远过于买东西的,拍卖图册错漏百出……

  尽管混乱无度,但是效果出奇的好:第一幅拍品就是丰子恺的国画《一轮红日东方涌》,最终以人民币12.5万元为香港藏家张宗宪收藏,一个开门红;拍卖现场高潮出现在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当时人民币100万元起标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竞标攀升到了143万元,最终这幅张大千的名作以当时的天价143万元成交,也为港台藏家收走。在那个年代,内地少有人把艺术品当作投资品。

  “拍完后,朵云轩所有人都傻了:拍卖成交总价为830万元,成交率高达75.4%,要知道当年朵云轩一年的利润只有60万元。”祝君波回忆说。后来,朵云轩的这次拍卖被誉为“具有中国艺术史上里程碑的意义”。

  意义不仅仅是成交上的数据。当时台下坐着的,还有后来任中国嘉德总经理的王雁南、北京翰海的总经理秦松。自从朵云轩第一次春拍成功后,内地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北京瀚海甚至就是在朵云轩首拍成功的当晚决定成立拍卖行的。如今,全国最大的3家艺术拍卖行,中国嘉德、北京瀚海和保利拍卖行,每年举办的艺术拍卖场次超过100次,2006年成交总金额达到30亿元人民币,成为艺术市场买卖的重要桥梁和平台。据统计,全国目前有800多家艺术品拍卖公司,一年要举行千场拍卖会,拍卖总额达150亿元。除了这些目标明确走高端市场的一些大公司外,数目众多的小公司代替了画廊的位置,操纵起了艺术品一级市场。1995:画廊的责任

  艺术拍卖行的迅速崛起,使原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画廊业如同生存在巨人影子中的矮子。一些有先见的外国艺术商,开始颤巍巍地做起中国艺术市场“艺术品经纪人”的角色。1991年,澳大利亚人布朗·华莱士率先在北京的东便门角楼,成立国内当时第一个专业画廊红门画廊,不过其目的是为了方便外国人买中国艺术品。

  1995年,瑞士人何浦林来到上海,找了当时上海波特曼酒店的总经理,说服他免费借用了酒店一块小走廊,卖起中国当代油画。波特曼酒店二楼里的一堵白墙成了何浦林布置的展厅,酒店还提供一把椅子、一根电话线,这就是当时香格纳画廊的全部。何浦林看中的也是波特曼酒店极高的外宾人气。“画廊”这个新事物成立之初,甚至要以其他形式出现:红门画廊在北京成立之初以餐厅的名义登记,而上海的香格纳则注册为礼品店。

  香格纳成立几个月后,何浦林在走廊里卖出了第一幅画,“那是丁乙的画,只卖几百美元。那时中国当代画家们都很辛苦,一幅画卖几千美元就了不得了。”何浦林回忆说,他在那面墙上所做的展览后来被人称为“走廊画展”。

  从1995年开始,画廊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遍地开花,但真正做到长期和专业性,仍然不多。成立超过十年以上的,除了红门和香格纳,更是寥寥可数。并且,现存的画廊有近九成经营当代艺术为主,经营书画的画廊连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提画廊应该同时具备的另外两个基本功能——发掘新人、培养收藏群体,从严格意义上讲,仅仅是工艺品商店而已。

  2006:“97.92万美元”一声惊雷

  2001年以后,中国初具了艺术品市场的概貌,但出现很大发展的地区主要是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其他小城市仍旧以画店为主。从2003年的“后非典时期”到2004年初,艺术市场热初现端倪,但价格上升还较平缓。随后几年里,大量资金疯狂涌入,造成艺术品价格不断攀升。量变引发质变,一切缓慢向上延伸的秩序却在一声惊雷中发生了变化:2006年3月31日,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中国画家张晓刚的一幅油画,拍出了97.92万美元,这一下拉动了这个市场里所有人的想象空间。

  “我的画卖100美元的时候,我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到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很虚幻。感觉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变成了另外一种符号。”张晓刚后来对《第一财经日报》回忆起初得消息那个感受时说道。从97.92万美元开始,张晓刚率领中国艺术高歌猛进:伦敦、纽约、香港、北京等地,他的画作不时地爆出一系列的天文数字,880万港元、76.96万英镑……一直到《天安门》今年在香港拍得1800万港元。张晓刚由此成为这个市场的符号。

  画廊、拍卖行和艺术博览会的出现,使得艺术品的流通更加多元化,但在近两年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后面也涌现出了很多弊端:首先是市场的价格承受能力有没有虚高;其次是画廊相对拍卖行的缺位,一、二级艺术市场倒挂的结构能持续多久;第三是后续力量的缺失,让艺术市场争夺于少数画家的作品间。

  突然到来的火爆,究竟能延续多久,这成为艺术市场中每个人心中一个巨大的问号。正如香格纳画廊老板何浦林这么多年间所看到的:“这个艺术市场没什么变化,只是人们远远看觉得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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