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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回到眼前

2007年08月23日 08:26 来源: 《中国企业家》 【字体:


  林奕华

  因为一颗青春、躁动的心,孙悟空只能返回无拘无束的花果山,在那里做他自己的主人

  知道杨德昌走了的这几天,我刚好在台北做《西游记》舞台剧的剧本。谈的是孙悟空的性格典型……很难不联想到杨德昌。因为不愿意把心血结晶《一一》牺牲在台湾畸型的发行制度之下,情愿在别处上映,这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为杨德昌性格反叛的例子?

  答案就在七部他所拍过的长片里,因为没有一部不是深埋着“反叛”的因子。每一部电影都是藉主角的行为、命运来反映历史与社会如何对他们构成压逼,物极必反成了故事的爆炸点,之前的铺排便是导演安排的导火线。而反叛的目的,总是因为不自由的人想得到自由,没有自主权的人要争取自主。

  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步抬头,《海滩的一天》(1983年,金马奖最佳影片)和《青梅竹马》(1985年,洛迦诺国际影评人协会奖)便以张艾嘉、胡茵梦、蔡琴的故事折射出新旧时代、家庭和社会文化的冲突矛盾。张艾嘉和蔡琴都是扮演权威的“黑绵羊”,分别仅在一明一隐,前者私奔,后者把独立的思想收藏在逆来顺受的背后。但是她们都不会屈从于传统女性的从父与从夫。

  甚至,观众可以强烈感受到比她们更迷失、脆弱的男人们,于时代与社会在急速变迁时的无所适从与无力感。这种观察,延续到之后的《恐怖分子》(1986年,金马奖最佳电影奖)、《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东京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独立时代》(1994年,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和《麻将》(1996年,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男性既象征着“制度”,同时也是受它伤害的角色。然而他们却甚少会积极地寻找出路,反而只会愈陷愈深——大部分是通过伤害别人来伤害自己(如《牯岭街》),或干脆自行了断(如《恐怖分子》)。

  我记得当年两岸电影喜气洋洋,一下子出现了内地有陈凯歌、张艺谋,台湾有侯孝贤、杨德昌的局面。而侯、杨的支持者又分成两派,拥侯派对乡土情怀欣赏不已之余,不忘抨击杨在作品中刻意呈现的疏离冷酷。但是杨于我特别亲近、亲切,正是那些疏离感准确反映出生活在不安全感下的现代人,如我。

  我个人最佩服的杨德昌作品肯定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但每隔一阵子便拿出来重看的是《海滩的一天》(尤其在给学生上课时)。我认为他最“伟大的失败”是《独立时代》,相对来说,《一一》(2000年)是让我感受最少的一部,它的天真与世故均不像之前的杨德昌作品那么“引人沉思”。说白了,就是《一一》很感性,每个人都面对危机——少女心事、童年困惑、事业危机、家庭纠纷(洋洋在婆婆的葬礼上说:“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讲你老了,我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杨是不是也难逃男性更年期的影响?

  然而让杨扬威国际的是《一一》(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是以有点让我怀念早期的他。杨德昌将在计算机上学到的东西转移到拍电影,又在喜爱的古典音乐中听到故事结构的启发,于是别人是被古典音乐的情怀感动,杨却是被它的构成和背后的意念所感动。他不只告诉了一些我们没有注意或想过的,告诉的背后还有着关怀,而不只是为了赚取叹喟、喜悦、悲愁、眼泪。

  《一一》(Yi yi: A One and a Two)

  导演:杨德昌

  (1947年11月6日-2007年6月29日)

  演员:林孟瑾、吴念真

  金燕玲、张洋洋

  萧淑慎、尾形一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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