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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农行窃案背后的博彩业之痒

2007年04月28日 11:42 来源: 大河报 【字体:


  核心提示

  在河北邯郸农行被盗案宣告破案的同时,中国彩票运行积弊浮出水面。

  任晓峰、马向景两人将4300万被盗款购买彩票。而邯郸规定,每个投注站每天的销售限额是5000元。彩票中心如觉资金可疑,应中断售彩网络。但规定并未起到作用。一位前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主任说,彩票销售限额形同虚设、病态赌徒的日益增多,都和彩票业不规范运作有关。到今年,彩票已在中国存在了20周年。业内人士呼吁,彩票亟待立法。

  严国亚最近忙着和任晓峰、马向景的家属接洽。今年4月14日,这两人涉嫌盗窃河北邯郸农行金库近5100万元。严国亚想成为他们的辩护律师。

  严国亚是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此案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两名犯罪嫌疑人将所盗5100万元银行资金中的4300万元用于购买彩票,其中最多的一次就买了1410万元。

  “一般案犯偷盗巨款后,是潜逃,而不是购买彩票。”严国亚认为,这说明了二人是病态赌徒。

  在严国亚看来,他们走到这一步,当然有自己的原因,但这背后,中国博彩业存有的负面因素非常值得关注。

  销售限额只是讲讲而已

  有媒体报道,邯郸每个投注站每天最多只能卖5000元,卖多的话,彩票中心如果觉得可疑,可以掐断投注站的网络。而任晓峰、马向景却能一次购买1410万元的彩票。这是严国亚第一个质疑。

  “如果相关单位对于彩票销售点的管理稍微严格些,就应该在任、马二人拿巨额资金购买彩票的第一时间劝阻二人。”严国亚说。

  和严国亚同样对此感到困惑的还有陈柏。他是前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他当时在江苏负责体育彩票的销售工作时,每一次在召集各个销售终端开会时都要求,必须对大额买户进行劝阻;数额超过100万的,必须向管理中心汇报。

  据他介绍,他在主持工作时,即使对销售终端的这些要求,管理局也只是“开会时讲讲而已”,停留于口头,并无法律的强制约束力。

  “实际上,对于销售终端而言,卖得越多,赚得越多,让他们劝阻,是与虎谋皮。因为他们不‘劝阻’,也不会受到国家法律的追究。”严国亚说。

  资料显示,在松散的管理下,自全国发行公益彩票以来,仅邯郸就已经发生多次盗用或者挪用公款购买彩票的案例,购买彩票成为了赃款“漂白”的途径。

  今年4月22日,严国亚和他的朋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要求立法限制公益彩票业。在建议书中,严国亚提出,应该禁止公务员购买彩票。“如果不加以禁止,任晓峰、马向景不会是最后的例子”。

  病态赌徒凸显彩票原罪

  案发之后,任、马二人被众多媒体称为“病态赌徒”。

  严国亚认为,这是博彩业的伦理原罪所导致:“因为没有法律约束,相关行业也缺少社会责任感,所以,博彩的伦理原罪被强化了。”

  “彩票是一种商品,但是它最大的特点是它具有其他所有商品所不具备的伦理原罪———赌博色彩,它买的是一个机会、一种不确定性。”严国亚解释道。

  据统计,西方社会的病态赌博流行率介乎1%-3%。资料显示,中国内地现有7000万彩民,而以2%流行率来计算,中国的病态赌徒就有140万人。

  严国亚认为,有关彩票管理部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个特殊行业,它们的社会责任感是欠缺的。

  “从销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缺少一些行业标准。买香烟的时候,有《烟草专卖法》要求不许售烟给未成年人、必须在烟盒上印刷上‘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彩票销售缺少类似的机制。”他说,“相反,彩票销售点为了促销,还编出很多宣传语。像‘摸彩票精彩瞬间,中大奖享受一生’、‘花些小钱买彩票,一旦中奖成富豪’、‘投入2元钱,幸福奔小康’、‘某某花2元钱中奖500万’等等。”

  严国亚认为,这些诱惑性的话语致使更多普通彩民成为病态赌徒。他说:“彩票为什么不能像香烟一样印上提醒的话语呢。”

  “美国有类似戒毒所这样的治疗病态赌博的机构。但是我国目前没有任何治疗病态赌徒的机构。”严国亚说。严国亚认为如果社会上存有这样的机构,邯郸案的任、马二人,或许就有了从博彩泥潭中自救的机会。

  彩票业“裸奔”20年

  在中国,彩票已存在20年,至今仍无法律对它进行规范。谈到问题时,严国亚用了“裸奔”这个词。

  严国亚认为,人们在关注任、马沉迷博彩时,更应关注《彩票法》的阙如。事实上,西安宝马彩票案已经让彩票业尴尬了一回。

  “按照《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年仅17岁的刘亮不可以购买彩票。”北大彩票研究所所长王薛红说,最后刘亮不仅买到了彩票,还拿到他的奖品。“这是因为管理条例不具有法律效力。“

  是该出台《彩票法》了

  1987年国务院允许财政部发行福利彩票。2002年财政部颁发《彩票发行与销售暂行管理规定》。其后中国体彩中心和福彩中心分别制定出了自己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规则》等管理规定。但是,一部国家性的关于博彩的法律却一直未能出台。据陈柏介绍,“原因非常复杂”,早在1998年前后,就开始酝酿,但是后来牵扯到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合并,就拖了下来。

  “2001年的时候,民政部曾经邀请我和其他省市的彩票管理官员,到北京为《彩票法》的立法提建议,当时,我就已经看到了《彩票法》的一个草案,以为很快就能出来,没想到我都退休了,这部法律仍然没有出来。”陈柏感叹道。

  而据《南方周末》报道,彩票法出台的瓶颈在于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我们现在是部门在表决,部门都有利益,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都是有利益的,怎么能讨论清楚呢?”《南方周末》引用了一名资深人士的原话。

  “是到为彩票立法的时候了。”严国亚说,“如果因为邯郸的案子而催生一部法律,也算是一大进步。”L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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