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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称并税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2007年03月14日 09:05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字体:


  ■本报记者赵明

  《企业所得税法》获得人大通过已无悬念,两税合并后,内资、外资企业适用同一税率,确定为25%。

  毫无疑问,学界先前的不同意见并不会随着此项法案通过而止息。3月12日,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就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依然重申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合并仅仅解决了表面上内、外资税收公平问题,而没有解决企业税负过高等深层次问题。我国企业不仅有名义上的“税”,还有名目众多的“费”。

  世界上的高税负国家,同时也是高福利国家,如众所周知的北欧国家。而我国情况却有根本不同,税收多半用于行政经费和项目投资。

  《税法》最根本的应是调整税制、税负,就低不就高,体现藏富于民主旨。

  作为长期关注此项立法的学者,上述观点马宇一贯坚持。

  对有些外资企业欠公平,对有些外资企业缺监管

  对已经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战略性投资企业,除了5年宽限期或许还不够。马宇担心,按照现在的方案强制拉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会造成对有些外资的不公平。

  他强调,应该看到现在外资企业在国内同样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目前,我国的投资环境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对外资企业的不公平待遇很多,比如银行贷款方面,即使国有企业还不上债,银行依然会给他们贷款,但是外资企业想要贷款却非常困难。

  马宇认为,以前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弥补,也是为了矫正对内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优惠待遇所造成的不公平。在国内对国有企业明补暗补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内外资企业之间、国企民企之间的公平竞争缺乏成熟制度基础,因而才形成了动态性的“相对公平”竞争环境(所谓“相对公平”,指的是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不同方面待遇有差别,从单一方面的绝对角度来看是不公平的,但总体来看,却又“相对”公平)。

  “税收优惠并非吸引外资的关键,税收优惠是小意思。”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的一项报告曾被国内支持《税法》的学者这样解读。UNCTAD公布的一项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激励政策效果的专项调查报告中说,提供激励措施并不是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FDI)区位决策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在决定直接投资地点时,外国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否稳定,其有关外国投资的法规是否完善,其次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发展前景、生产成本、工人技术水平及基础设施状况。

  “假如按跨国公司关注度排序来说,并列第一应是市场(规模和潜力)和制度环境(法制环境、政策环境透明、稳定、规范、可预期),市场当然重要,可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市场有什么用?市场的风险企业可以把握、可以承担,但他们却难以把握政策风险。”马宇表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国有化之类的制度风险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可国家政策变化或者政府决策改变导致的各种风险仍很多,跨国公司对此高度重视。类似并税这种政策调整过多,肯定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

  “即使中小资本,我们仍要考虑他们的感受。”马宇问道,“我们是要提高财政收入,再用财政收入去创造就业呢,还是应该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减少了中小投资,就是提高了我们利用外资的水平了吗?”

  “用提高税率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本就是个错误认识导致的错误选择。即使那些大型投资受影响不大,中小投资不来了(所谓‘挤出效应’)就对我们好吗?如果我们的政策设计和具体管理有漏洞、有缺陷,他们还会来。因为我们对于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不够,某些违法企业可以很容易地转移成本。而这跟税率高低没有关系,或者是负相关。我们与其花如此大的精力在所谓的通过税率并轨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为何不加强职工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即使是在税收方面,为何不通过规范税收、加强监管来增加税收收入,而非要通过提高税率这种看似简单实际成本更高的办法?”马宇说。

  企业面临各种收费太多,总体减税负问题不容回避

  在《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出台前,马宇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低并”思路:并税也应当“低并”,即将国内企业税负标准降至目前外企的标准。(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总体上降低税率不会影响国家税收收入。

  “过高的税率必然导致过多的偷漏税。比如目前企业的名义增值税是17%,实际征收的只有7%。如果降到12%,甚至可能征到8%或者10%。而且企业在低税收中得到了更好发展,税基也会扩大。再说,所得税在总体税收盘子中,只占一小部分,不会影响大局。”

  对马宇的观点,许多人有不同意见:如果企业认为17%的增值税过高而想尽办法偷漏税,以至于实际征收的只有7%,那么凭什么相信,降低到12%他们就不会只缴纳5%、3%,甚至更低呢?

  马宇对此回应说,税率高导致偷漏税多,理论阐述有“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供应学派的一个著名理论。阿瑟·拉弗是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出了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这个曲线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假设:减税才有可能增税。其实,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税率越高,越会抑制投资,从而缩小税基。而降低税率,尤其是最高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从而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总量。这个学派的政策建议就是:压缩政府财政支出,降低税率,鼓励企业竞争)。中国情况更典型,因为税负高,大多数企业都存在假账和偷漏税问题,所以查谁谁死,让谁活谁活,生死大权掌握在主管这个企业的税收的税务官员手里,这种情况下,税率越高,越迫使更多企业去“公关税务”,反映到全局,就是整体偷漏税更多、比重更高。而税率低些,企业正常可以承受,则可以合法经营。因为违法成本太高,相比之下不值得。

  有官员指出,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我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6.7%。草案规定的25%的税率,在国际上是适中偏低的水平。

  我国的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就此马宇论述说: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税负低(多为20%左右),放水养鱼,藏利于民,更利于社会发展;发达国家税负高,因为有相对良好的制度约束,可以通过高福利还利于民和促进社会公平(即使如此,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注意)。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17.5%,低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发达国家多半在30%左右。但这样的比较有明显错误。首先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美国等国家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时一直奉行低税负政策,税负远比我们现在低。其次,我们的税收和其他国家的税收统计口径不一样,比如企业缴的职工社会保障金,我们就没有统计在税收中。据了解,我国职工社会保障金虽然各地收取标准有所不同,但一般占职工工资的15%左右,应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而更加不一样的是,我们国家还有名目众多的“费”。这些年清理乱收费,有些地方清理出的收费名目竟然有上万种。而很多情况下,税是软的,可偷可逃可漏;费却是硬的,不缴不行,因为很多机构很多人要靠它过日子。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部门和专家一个劲地强调说税负不高,而企业却普遍痛感税负过重的原因。实际上,无论是官员、专家还是企业,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如果完全照章纳税(缴费),绝大部分中国企业都要亏损。

  马宇还拿出2005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布的报告来佐证。该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马宇指出,世界上的高税负国家,同时也是高福利国家,如众所周知的北欧国家。而我国情况却有根本不同,税收多半用于行政经费和项目投资。税收问题根本上说来是国民财富分配问题。先富国还是先富民,是一个根本性的治国方略问题,是决定性的发展路径问题。而税收政策设计,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具体体现。

  马宇强调,不能单纯去谈两税并轨问题,这毕竟只是我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面,且不是最主要方面。最根本的是税制,是税负。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修修补补没用。

  马宇预计,这次并轨的5年过渡期还没完,我们还得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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