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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反右倾

2007年01月27日 12:22 来源: 经济观察报 【字体: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常委连续两次开会,批评彭德怀同志,实际上是在算“历史总账”:

  毛主席指出,彭德怀同志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说彭德怀同志31年来,在各次错误路线中都犯了错误;又说彭德怀同志与他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会议认定彭德怀同志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活动,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并说彭德怀同志“要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改造世界”,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在谈到彭德怀同志反对毛主席时,林彪说:彭德怀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个人欲望,个人要求,他是想来当个大英雄”。“毛主席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觉得他是个大英雄,两雄不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会议强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就是要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开始,毛主席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第二是路线问题”。在谈第二个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又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这一天毛主席还给张闻天同志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这就表明全会要把主要锋芒放到彭德怀、张闻天同志身上,放到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上。

  毛主席讲话后,全会先开小组会,后开大会。不论小组会,还是大会,其中心内容都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其倾向是“一边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纷纷飞向彭、黄、张、周,除了说他们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之外,对他们这样或那样的人身攻击也发生了,如有人说彭德怀同志伪装“爽直”和“朴素”,他对待人可以概括成“压、打、拉、推、赖、装”。全会完全开成了批判会、斗争会。虽然大家口头上都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则重复了历史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彭德怀同志8月7日在小组会上讲的几句话,很能说明这次会议的气氛。在接连不断的追逼下,彭德怀同志说:“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发脾气。他说:“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对我像法庭审判!”在这种气氛下,是很难客观地讲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尖锐批评面前,在小组会和大会的严厉批判、斗争面前,再加上一些战友好心规劝彭德怀同志“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于是他们便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检讨。8月16日,即最后一天,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历数彭、黄、张、周的“错误”,并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大会通过各项文件后,毛主席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头一个阶段,还照我们那个老轨道,那个总结法不对头,后来出来了对立面,引得我们大家注意了,那个时候起草的19个问题,那些东西都放到第二位去了。总结经验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向着反右,反右倾,鼓干劲。”又说,“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这次庐山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表明毛主席改变了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原来就不应该反“左”,而应该反右。这是庐山会议造成严重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从纠“左”到“反右倾”的转向?这似乎很难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也感到困惑。经过仔细思索,我认识到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当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但始终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7月29日,毛主席在《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等材料的批语中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的中心内容,就是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而问题在于我们一哄而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恰恰违反了这个基本原理。然而毛主席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毛主席在8月5日的一个批语中又说:“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总之,毛主席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天经地义。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也对它们作了很高的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这表明了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根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说“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这里,顺便谈谈我参加庐山会议的情况。6月间,我请了一位同志按照我的意见准备了一篇题目叫做《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发言稿,有一万多字。我因工作不得脱身未能按时到会,是七月中旬才上庐山的。上庐山后,有几位同志告诉我,会议的风向变了,因而我准备的发言稿未拿出来。在这篇发言稿中,除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外,比较多地讲了它的缺点和错误。我说:“一年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的说来,成绩很大,形势很好,但是问题很多,缺点不少,错误也有。”“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我列举了七条:“第一,在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高速度,比较忽视按比例;过分强调满足需要,比较忽视实际可能;过分强调保证重点,比较忽视照顾一般;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较忽视物质技术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总的来讲,有主观片面性。”“第二,对党中央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认识不全面,只重视多快,不重视好省。”“第三,对党中央的五个并举的方针,有些在执行中有偏差”。如去年“下半年在夺钢大战中,挤了农业的劳动力,使秋收、秋种受到相当大的损失”。“第四,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去年刮了一阵‘共产风’。人民公社把生产队的产品无代价上调,造成了粮食、棉花熟了不收,和杀猪宰鸡等很大的损失。在分配上过少的按劳分配,过多的按需分配,以及‘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造成了粮食等很大的浪费,还损害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在国营工厂过多地取消了计件工资制,部分工厂、工地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手工业过多过早地合并和升级(从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使许多小产品停止生产,市场供应发生困难。”“第五,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急了一点。各种权力下放过多,而且层层下放,每个地区都想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了盲目的‘积极性’。”“第六,在大跃进中没有认真计划和安排人民生活,在农村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春荒,在城市中出现了副食品和某些日用工业品供应的空前紧张,总之,出现了‘生产大跃进,供应大紧张’的难于理解的现象。”“第七,干部作风浮夸”,“几倍、几十倍地虚报产量,把失败了的事情也向上级报喜”。在当时的气氛下,再作这样的发言,显然已不合时宜。对于彭德怀同志的痛切陈词,所见所思,其胆其识,我是很赞赏的。但说句心里话,在他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一道参加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我发言之前,曾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交换过意见,虽然觉得彭德怀同志的信没有错,但又不能不批,于是我们在批判发言中尽量避开这封信,而主要谈过去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已批评过的几个历史问题。但即使如此,今天看来,我当时的发言,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过头的话,这是不能自我原谅的,至今仍深感内疚。由于我预先准备的发言稿未在会上“曝光”,故未受到牵累。但我上庐山前,曾在四个部作过报告,多次讲过这些观点,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的高潮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委根据领导指示曾把我的讲话整成材料上报。我当时按照领导同志要求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并承认发表这些讲话在组织程序上有问题,即事先未请示中央就讲了。就这样,总算过了关。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拨乱反正,历史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1980年4月1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 ,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59页)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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